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

【政大之聲記者張語彤的專題報導】

　　南洋姊妹劇團戲劇《渡海．度老》以一位新住民母親的失蹤作為開場，三個跨國婚姻家庭在尋找她的過程中，逐一揭開長期被壓抑的長期照護現實。隨著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，移民家庭正同時面臨老化與長照制度的挑戰，《渡海．度老》呈現的並非個別故事，新住民家庭的照顧需求，體現了台灣長照體系忽略的面向。

　　雖然長照政策標榜不得因國籍而有差別待遇，然而在實務上，新住民女性仍普遍面臨制度使用門檻。南洋台灣姐妹會理事長洪滿枝指出，許多姐妹在家人重病時才第一次聽到「長照」這個名詞，卻因語言與資訊不足無法順利申請「長照的申請程序很繁複、很困難，然後都是中文，很多新移民姊妹其實是看不太懂。」多語宣傳雖存在，但多為直接字譯、而非意譯，不符合母語習慣，使新住民難以判斷服務內容、申請流程與自身資格。此外，在許多跨國婚姻家庭中，新住民女性因身分、語言與家庭權力關係，而承擔高度集中且無法分工的照顧責任。「姐妹自己如果想要申請長照來幫助他可以喘息的話，有時候家人也不同意，家裡面的成員會覺得說妳照顧就好啦，為什麼要找別人來幫忙。」洪滿枝說明，當她嘗試協助姐妹申請長照時，家庭成員常以新住民女性應義務性照顧家庭成員而拒絕外部服務。長期處於家庭權力結構底端的婚姻移民，在照顧安排中往往沒有決策權，只能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持續承擔照護工作。這樣的結構使新住民女性同時是社會期待中的照顧者，卻同時成為最難取得照顧資源的族群。

　　新住民進入老化階段後，照顧需求不僅是身體層面，也涉及記憶、語言與文化認同。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夏曉鵑分享實際照顧案例：「這一個阿嬤是從印尼過來的，他(社工)想盡各種辦法和她老人家互動，她（阿嬤）都沒有反應，她就撥放了某首印尼童謠，她就有反應了」失智症患者常回到早年的語言記憶，使中文照護環境難以與其建立連結。然而現行長照機構多以本地語言運作，相關照護也未納入跨文化設計，使新住民在成為被照顧者時面臨更深的制度縫隙。文化照顧的缺席，使照顧不僅無法有效進行，也使長者更難維繫自我認同與心理穩定。隨著長照 3.0 的推動，跨文化照顧將成為不可迴避的核心議題。

　　新住民難以近用長照政策不僅影響到自身的照顧需求，也會使照護責任向下轉移，讓新住民二代更早承擔起長期照顧的角色。在許多跨國婚姻家庭中，父母年紀差距較大，使子女更早面臨家中長者老化問題。移民青年倡議陣線理事李依靜提到，這樣的情形十分普遍「當初他們結婚的時候，男女之間的年齡差就在那邊，他們的小孩長大過後，就會比一般人還要快面臨父母老了這件事情」。當新住民母親尚未取得身分證、無法申請長照服務時，家庭在制度上缺乏可依靠的正式資源，照顧責任便自然集中到語言能力較佳、最能與醫療與社福系統溝通的新二代身上。即使長照服務具備申請資格，從評估到啟動往往仍需等待一個月至半年的時間，形成家庭在照護上最為吃緊的空窗期。許多年輕照顧者必須在此期間負擔陪病、翻譯、照護操作與情緒支持等角色，並同時處理課業與日常生活。再加上校園與職場並未建立足以因應照顧責任的彈性制度，使青年照顧者的時間、情緒與經濟壓力被迫疊加。

　　隨著新住民族群逐漸進入中高齡階段，未來長照需求將更為明顯；同時，青年照顧者的增加也使照顧負荷不再只集中於家庭內部，而逐漸浮現為社會層面的長期議題。當語言、身分與文化差異持續影響資源取得與照顧品質時，制度如何擴大可近性、減少使用過程中的落差，將關係到跨文化家庭能否在照護需求出現時獲得足以支撐的網絡。移民家庭的照顧經驗正提醒台灣，在高齡化加速的社會中，長照體系的完整性不只在於服務量能，更在於能否回應多元人口結構下的實際需求。